2008年第18期总第295期  2008年6月25日出版

卷首语
从程序入手遏制吏治腐败
封面故事
揭密大陆 “神七”航天计划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6月12日宣布，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将于10月择机实施，担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飞行乘组已经确定，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担任候补。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任务实施期间，将由飞行乘组中2名航天员进入飞船轨道舱，着舱外航天服完成出舱活动准备，其中1名航天员出舱进行太空行走，并完成有关空间科学实验操作。
“神七”航天员秘训曝光

沿北京八达岭高速路北安河出口向西一拐，便进入了四车道的北清路，行驶约10分钟后，就可以看到路左边一个银色金属标志——“中国北京航天城”。

特别报道
利益攸关者的互识互动——中美关系系列访谈之傅高义
鲜时事
香港红十字会的透明慈善
大陆开展震后严打行动

2008年6月3日，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法院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法庭”内宣判了汶川地震后一例趁灾犯罪案件。
29岁的毛方林是红白镇一家矿厂的工人，“5·12”地震发生当日，他从矿井中逃生后，便居住在红白镇一个车站的公交车内。从5月13日至16日，毛每天趁天黑前，从17时左右开始在倒塌的民宅和商铺中盗取财物。
政府不宜轻诺灾后重建目标

中国国务院6月8日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对重建规划、生产恢复、灾民安排等作了通盘安排，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随即有序展开。对此，《凤凰周刊》日前专访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葛剑雄认为，震后重建要非常慎重，因为目前余震和次生灾害等还没有消除，所以重建宁可慢一些，也要建得安全。
南京长江大桥存废争议再起
两会复谈 各守底线
“新台湾代表”进入共青团
陆客登岛，马政府全力拼观光

现行大陆客团进团出限制未来会逐渐松绑，还会安排“自由行”行程。台湾目前迎接大陆人士来台观光的配套措施，尚有许多不足，能否留得住人，还是未知数。6月11日，海基会一行赴大陆展开两岸两会复谈。马英九新政府全力拼经济、发展两岸关系的允诺，让台湾民众抱持高度期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岸何时能实现包机直航，以及大陆观光客到底何时才能开放来台。
“马英九崇拜”闷烧台岛
台蒙藏委员会裁撤危机

2008年6月初，国民党新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台湾心，蒙藏情——台湾美术联展”。新任委员长高思博照例观展。

国际
奥巴马：踏上通往白宫之路
印度打击“藏独”示好北京？

日前，印度警方以违反相关法律为由，抓捕了“藏青会”等境外五大“藏独”组织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此举发生在印度外长慕克吉访华之前，而释放则在慕克吉访华之后。印度以这种方式对流亡藏人所谓的“徒步返乡运动”加以警告和制止，并对中国传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通过慕克吉之口，印度的承诺就更显得掷地有声：“不许任何人利用印度领土反华。”
军情观察
台海上空神秘的“间谍飞机”
论语
人民币升值困局
日本右翼思潮的活跃
灾难时期的自虐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言论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
财经线
北粮南运难题

吉林省梨树县最大的种粮户杨凤荣日前遇到了麻烦：去年自己种植的600亩玉米，亩产达到800斤，按时价计算可以卖到60万元钱，但由于没人收购而自己又没能力组织外运，丰收的粮食成了不小的负担。与杨凤荣有着同样苦恼的还有他的众多乡邻。
中国能源价格改革进退维谷
海外观察
越南诱发亚洲金融危机？
文化感官
吴思：在废墟上盖房子

7年前，伴随“潜规则”概念及其专著的走红，作者吴思一跃成名。然而，近几年，伴随“潜规则”一词的泛用甚至滥用，吴思却从大众视野中悄然淡出，近年来鲜有新作问世。他哪儿去了？

香港的文化困境
问川·汶川
三地开讲
三地书
现在时讯

　　以“脑死亡”判定死亡的新标准有望在中国试行。4月中旬，隶属于卫生部的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OTC)联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脑死亡的相应操作，并推动脑死亡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和健康规范的器官移植。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称，脑死亡判定标准的进一步推行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务界达成的共识，4月的OTC会议将产生相应的细则，并会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现在有了‘孩子’，但还没有名分，给了名分之后有望在国内正式试行。”

　　死亡判定新标准出台
　　中国卫生部从2001年开始制订脑死亡判定标准，2003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刊登，并注明讨论稿。但文章刊登后，国内媒体误认为脑死亡立法，卫生部不得不搁置该标准的正式出台。
　　日前，正在由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法起草小组制订的脑死亡诊断标准首次被披露，这个标准对脑死亡作了严格定义。
　　诊断标准中规定，脑死亡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患者的临床症状为深昏迷，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暂停试验阳性)，脑电图平直，经颅脑多普勒超声诊断呈脑死亡图形，且观察12小时无变化，方可确认为脑死亡。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中国已从技术角度拟定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目前，有关推进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工作正在专家层面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据专家透露，卫生部将于近期具体讨论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定稿，脑死亡供者捐献器官的相关办法也在研究中。研究内容包括：判定脑死亡医生的资质，判定脑死亡后如何执行捐献，供者器官如何分配管理，如何建立供者的补偿机制等。
　　“这意味着中国可能会启动脑死亡的临床实践。”6年来一直致力于脑死亡宣传与实践的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脑死亡判定标准将选择哪些城市试行，目前尚不明确，但至少会在医学界达成一个共识。

　　推行时机成熟
　　陈忠华最初推广脑死亡概念时发现，“走到哪里，谁都不懂，他们只知道‘脑死亡’三个字”。很大一部分医学专家对脑死亡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他们没有定义，没有标准，也没有深入到临床实践。
　　脑死亡是一个已经被严格定义的概念，它是指“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丧失”。这一提法的科学依据在于：以脑为中心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整个生命赖以维系的根本，由于神经细胞在生理条件下一旦死亡就无法再生，因此当作为生命系统控制中心的全脑功能因为神经细胞的死亡而陷入无法逆转的瘫痪时，全部机体功能的丧失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007年，陈忠华开始推广一个新概念，即以呼吸机为中心重新定义脑死亡这样一个学术思想，把脑死亡的定义更明确化。
　　他介绍，新定义下的脑死亡是以中枢性自主呼吸完全停止为首要特性的脑干或全脑功能永久性丧失，并且正在使用呼吸机机械通气维持心跳的一种特殊临床死亡状态。也就是说，脑死亡与呼吸机使用的状态有关系。
　　统计数据表明，脑死亡仅占住院死亡的3.3%，占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死亡的11.7%，而ICU病房中使用呼吸机的频率比较高。从临床死亡来看，大概90%属于心死亡，10%属于脑死亡。
　　“这样就纠正很大的误区，并非人人与脑死亡有关系。”陈忠华决定将研究结果在4月讨论会上公布。
　　他强调说，一是没有呼吸机就没有脑死亡判定；二是既然脑死亡是与呼吸机运用息息相关的特殊急救学应用问题，应该按急救医学的标准和规范来解决，既要避免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要避免将可以近期解决的问题长期搁置化。
　　陈忠华认为，当前智能化呼吸机广泛用于临床就是脑死亡判定标准和配套政策理应出台的时候。“脑死亡判定标准临床应用启动时机非常成熟，不能再搁置，否则会产生诸多弊病。”
　　“病人如果到了脑死亡，而没有按照脑死亡判定标准判定死亡，那么病人家属每天要多花500010000元，平均要延长20多天的时间，心脏才慢慢衰竭。”据统计，国家每年据此项所支出的医疗费用达到数百亿元。陈说，对脑死亡者抢救还会严重影响医务人员的抢救工作，将稀缺的医疗资源用于死亡不可逆转的人，而不是用于有希望抢救过来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资源分配不公正”。

　　为器官捐献铺路？
　　据了解，在脑死亡的状态下，患者各种脏器是完好无损的，血液中还有氧气，是做移植手术、挽救他人的最佳时机。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63名脑死亡者捐出283个器官，使270人受益。
　　专家称，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将为器官移植开辟最广泛的前景，这也是确立脑死亡标准的重要社会意义和医学价值之所在。
　　“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黄洁夫说，中国每年有15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摘取器官要在人呼吸停止15分钟内进行，如果同意以“脑死亡”为标准，可以在驾驶证等身份证明上注明愿意捐献器官，这样就可以在确定脑死亡时维持呼吸，等待摘取器官。
　　当然，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前提是患者或家属同意。但实际上，家属看到亲人仍有心跳，在呼吸机的帮助下仍在呼吸，就认定亲人还活着。
　　“关键在于有没有爱心捐献精神，和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陈忠华用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脑死亡案例+爱心捐献精神=可能与器官捐献有关；脑死亡案例—爱心捐献精神=完全与器官捐献无关。”
　　他认为，脑死亡与器官捐献是两回事，一个是医疗标准，一个是社会奉献精神。器官捐献只是脑死亡的一个可能附带结果，没有必然联系。
　　不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认为，确定脑死亡判定标准，将人的死亡时间提前，不仅是为了节约医疗资源，减轻人的痛苦，更多的是为器官捐献铺路。
　　如果承认脑死亡，将心脏可能仍然处于跳动状态的脑死患者宣布为死亡，就意味着可以摘除正在跳动的心脏进行移植，使心脏移植成为可能。而且，如果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包括眼角膜在内的其他器官移植，由于脑死亡后患者体内还维持一定的新陈代谢，移植器官存活和新鲜状态将大大改善。
　　但脑死亡判定在很大程度上不被人接受，反对意见认为，用脑死亡代替心死亡，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由于脑死亡患者的器官捐赠并不一定是特定的，如果器官移植的分配机制不健全，就有为了达到获得器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可能。如果患者为了特定的利益而选择脑死亡方式，也有可能出现器官买卖等犯罪行为。
　　他们认为，为了保障脑死亡患者和器官接受者的利益，首先应该确立脑死器官捐赠、移植非利益性原则。其次，要建立合理的、公平的、透明的器官分配机制，防止社会的特权阶层利用不正当手段优先获得器官移植。不过陈忠华坚持认为，脑死亡的判定不可选择，但器官捐献是可以选择的。“如果对脑死亡判定有怀疑，或对器官利用持怀疑态度，那你完全可以站在局外去观察，这只是给公众一个选择。”

 　　滥判生死之忧
　　部分脑死亡病例愿意捐献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但有人担心，医生为拿到更多的移植器官滥判脑死亡。最近有专家表示，脑死亡判定标准一旦出台，国家势必配套对负责判定医生的培训和资格认定，同时建立认证医院的严格准入制度，确保脑死亡判定不被滥用。
　　脑死亡判定现已出现小范围应用。陈忠华认为，对于脑死亡的判定，技术层面上已不存在争议，现在的难题是如何规范医生和医院的操作。
　　陈亲历每个案例，作为监督人，脑死亡判定由当地医院ICU主任和脑外科主任或神经内科主任两个主任签字执行，然后按照标准核定，符合标准即判定脑死亡状态。“我们建议家属也在场，”他说，脑死亡判定其实很简单，“它不需要任何的医疗条件，也不复杂，问题是有责任心。”
　　但一些医务人员主张，具有相应资质的医院才可以判定，由神经科医师、急诊科医师或者ICU医师等工作10年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并且具有判定脑死亡资格证书的医师才能作出判定。2位医师判定后12至24小时，应由另2位医师再次复核。
　　“管得太严，边远山区可能难以执行；管得太松，或可能出现借脑死亡‘谋杀’或者滥宣布脑死亡。”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实施脑死亡，对于医生的准入资格和医院的准入资质都需要一个严格的审定，这些到底由谁来监控、如何监控，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
　　近些年，陈忠华到全国去演讲，办教学班，定期辅导培训，每个医生都是他的培训对象。他认为，脑死亡不一定由专门的医生来诊断，但凡通过医学院训练，有医师执照的医生，认真判定死亡即可。“这是一个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与遵纪守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然而，做完一套脑死亡检查下来，全部仪器设备到位最快两个小时，慢则一上午，这是一个极其耗时耗费的工作。“如果形成一个常规，大家会很厌烦这种工作。”陈指出，脑死亡判定对医生来说，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去看个病人还有劳务费，而判定脑死亡整个变成一个义务劳动。”这在另一程度上增加了医生工作量。“如果医生懒散、不负责任，等他来判定脑死亡心跳都已经停止了。”

　　未立法，先试行
　　当脑死亡判定标准试行，每家医院的院长或主管包括每个医务人员，他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脑死亡没有立法，你怎么能做？”
　　北京有两家医院曾做过两例脑死亡判定，但院方对此持否认态度。据陈忠华透露，当时脑死亡病人家属要求捐献器官，但医生配合很被动，他们有法律上的顾虑。
　　他们担心，如果根据传统的心脏死亡标准，停止对已经脑死亡、尚未到达心脏死亡的患者进行抢救，将构成治疗上的过失甚至是杀人行为；而且，从道德的标准来讲，停止抢救一个没有达到法律死亡标准的患者将是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如果直接从已经脑死亡但心脏尚在跳动的患者身上摘除器官，将有可能构成伤害罪或杀人罪。
　　陈忠华说，因为法律上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只能说先实践，后立法”。
　　据透露，目前最新的《脑死亡判断标准(成人)》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已经通过专家的审定，尽管医疗机构尚未常规实施脑死亡判定，但这表明脑死亡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孙东东表示，《脑死亡判定管理办法》目前也还只是专家意见稿，其中制订了脑死亡的判定和标准，但还未提交给卫生部。孙东东说：“脑死亡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近几年内不可能有突破。”
　　法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尚可认为有法可依。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行政法规政策，脑死亡判定标准在医院内部推行则太冒险。
　　目前，大多数的临床死亡仍采用心死亡，陈忠华说：“脑死亡并不是一种取代或废弃心死亡，而是一种完善和补充。”
　　部分学者建议实行脑死亡与心死亡双轨制，但这只会导致法律混乱，肇事方可能希望按照脑死亡判定，而受害方一定要心脏死亡，双方容易发生医疗纠纷。
　　陈最近提出推行“临床死亡有条件一元论”，即指有呼吸机介入，脑死亡等于死亡，没有呼吸机介入，心死亡等于死亡。有了“临床死亡有条件一元论”这个原则，应该可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来源：2008年第11期 总第288期

　    一个社会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经常出来说公道话。要保证说的是公道话，需要说话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暂时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说公道话的，要算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了。
　　我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中共几位领袖面对生死时的表现值得玩味。李大钊在待死的日子里写下《狱中自述》数千言，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张皇失态的意思。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捕获，由上海解往南京，以当时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几个小时的沪宁车上，他居然鼾声大作，悠游了黑甜乡。瞿秋白牺牲前写了很卢梭气的《多余的话》，这跟标准的董存瑞、邱少云就义模式有些出入，曾让人怀疑他的坚贞。其实要拿“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难度系数也许还要大于董、邱，更何况他也临命放歌，仰天而眠，结束得极富美感。再看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顾顺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说这么个平日往来三教九流、又会变魔术又能搞暗杀的人物，什么没见过，什么放不下？但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没一会儿工夫，他又大变了回活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特务，领着弟兄们杀奔中共中央机关。还有向中发，共产国际可能是嫌中共的书生们老也成不了事，于是让这位须发飘然的老工人来做总书记。总书记身在虎口却舍不得女色，结果暴露了目标。被捕后又舍不得老命，于是把同志们的命凑齐了去赎自己的命。
　　从诸如此类的事例中，我得到一点感想：理想主义也许更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很清楚，舍生取义的文盲、满腹诗书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成天抱本书，读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家，不是别时就是别处，总之净是与己无关的东西；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验四面八方各样人生——我的一个朋友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杨白劳的闺女，但有一阵子她就觉得自己是喜儿；经过对“虚拟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复预习、温习、复习还有总复习，“别人”的利益有可能转变为“自己”的立场，别人的喜怒哀乐有可能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尺度；脑袋与屁股的分裂其实代表了人类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这种看似“虚假”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文化”特色；“伪君子”有时不妨看做真小人向真君子的过渡。读书人比不读书人有更多一些机会溜出自己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样的人混在一起，混时间长了，便混为了一谈，成为“精神贵族”。孔子夸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我想这位徒弟不会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户区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当文天祥“风檐展书读”、默念《正气歌》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时，他的精神荡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贵的行列，至于这副皮囊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么在话下了。而那些平日没有“展书”习惯、缺少自我超越训练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锚死死钩住眼前的红烧猪蹄、酥胸玉腿不放，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
　　见贤思齐、法古今完人是一个慢性的改良过程，其间磨磨蹭蹭、偷工减料都属正常。一夜间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事例听说过，但没见过——想想真见了也够吓人的。通过读好人好事，我们给自己定个稍高的标准，仿佛毛驴嘴前悬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在恶欲熏天的世界里能在存一点善念，有一点善行，总比早出晚归坑蒙拐骗强。熟读屈原的人，关键时刻未必真敢投河——无论是救人还是殉国，但他只要不乘乱在河边偷东西，那么从《楚辞章句》、《楚辞别注》到郭译《离骚》就算没白出。熟读《岳阳楼记》的人，未必真能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单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写《职工住房申请表》，但只要他稍知谦让，就不算枉读诗书。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长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顺便说一下，“读书”不仅有狭义，也有广义。广义的读书包括看戏看电影、听音乐听评书、背儿歌玩游戏——尤其是电脑游戏。也就是说，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齐也是“读书人”，如果他一边烤一边哼着《霍元甲》主题歌摇头晃脑。当然，如果工商执法人员巡逻过密，让他未成曲调就狼奔豕突钻小胡同，时候长了，就真可能把他还原成一个寸步不离自我的动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关系只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要建设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没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够。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未来大同世界既是老板面对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盘权衡利弊，噼里啪啦扒拉出来的，也是诗人悲天悯人，于半醒半梦间做诗做出来的。
　　说到这里，一个垃圾堆似的问题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读书人为什么给人越读越坏而不是越读越好的印象呢？这印象当然过于笼统，不乏夸大的成分，但不少知识分子就仿佛二恶英或绿脓杆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那天在网上读到一帖：学界某名流在别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将众女宾当酱香羊蝎子拿着左吸右啃，就“真”性情这一点说，堪比过去街上公驴见母驴时的反应——我当时人小，直纳闷怎么会有五条腿的驴呢？读书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好些，同样也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坏些，关键还是看读的什么书。想想过去二三十年的书，应该说劝两条腿人改当五条腿驴的书，占了社会人生类书籍（广义）的不小比例。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三十年前的“红宝书”时代就没问题，红宝书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然比许三多的“不抛弃不放弃”还要励志，但因为标准定得过高，普通人难以达标，达不了标就特别爱看标兵的笑话，就特别容易对五条腿的驴发生亲近感。那时靠手抄流传的地下文学如毕汝谐的《九级浪》，就是面对这种民间需求唱出的五条腿驴颂——毕君至今以名驴自得。后来——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学五条腿驴成了广泛持久的读书运动，这运动跟其他社会过程协作联动，对一两代人实施了深刻的社会化，结果把不少大学教授洗得不知像什么，反正不像教书的。我有个朋友，岁数不小了，就因为读王朔王小波上了瘾，生怕别人说他不机灵，跟着电视上的葛优梁天勤学苦练，终于把一个本来挺忠厚的书生，练得跟小胡同里的“二儿”、“三儿”似的。知识分子不但通过读书被传染，还通过写书成为传染源。当过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尔翻阅他年近古稀时的作品，也是一脸过了油的坏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训了个把月刚放出来。由这样的读书人直接掌握或间接影响的绝大部分媒体，向社会大气层尽情排放五条腿价值观。笼罩在这样大气中的世界，无论听着、闻着还是看着，都越来越像野生动物园。其实，这场读书运动本身也是历史的一定之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萨特在中国流行一时，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二十世纪的良心”的诸多警世恒言、劝世良言视若无睹，只是读到“他人是你的地狱”眉下才刀光一闪，洞彻了世界的本质。无独有偶，那时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也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重新读出“历史由恶推动”的道理。所以，读什么，读出什么，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红宝书”的末页，其实就是《上海宝贝》的首页。还是举毕某的例子吧，他的回忆录述及与哲学家贺麟的交游，时间为中国革命气数已尽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论断及列宁的评语“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并列；贺老伯与我面面相对，会心微笑。
　　今天的社会已经百分之百“唯物”主义了，而那些极具示范意义的五条腿读书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围物”——围着基、股、房、车、乳、臀诸物五蹄生风，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这样的身体构造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指望他们说公道话了。社会要想往好里走，需要开展新的读书运动，造就新的读书人。
来源：2008年第11期 总第288期

　　在通往酒吧女厕的狭长过道上，一名特警被酒吧保安刺成重伤。警方称这是一起妨碍执行公务案件，性质恶劣。但刺警者却坚称，他当时是在劝阻欲送女伴进入女厕的男警察时，遭到警察殴打后的激愤之举。

　　“五月花”酒吧里，大厅通往女厕是一条宽2米，长约16米的狭长过道。2007年2月13日凌晨1时许，一名红衣男子被刺倒在地。
　　该案很快震动了江西南昌。伤者叫奚志波，是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警方称，奚在酒吧内缉毒时被保安连刺数刀，经紧急抢救后才脱离生命危险。
　　获得慰问金，当地政法系统领导多次探望，出院后被升职，并接受了电视台采访的奚志波成为这个城市警察的榜样，该市政法干警被号召学习他的英勇无畏。
　　2008年3月26日，南昌开始审判这场轰动一时的刺警案。但蹊跷的是，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言使这一案件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当时在酒吧喝酒的奚志波，是在试图陪送女伴进入女厕时，与劝阻的保安发生冲突，奚去打人反被刺伤。
　　两种说法对立之尖锐令人讶然，引起舆论关注。
　　去年那个凌晨，酒吧通往女厕的走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刺警察案，是保安为阻止缉毒袭警还是警察醉酒滋事后的一起造假事件？

　　特警执行公务版
　　2007年2月13日凌晨，南昌市“五月花”酒吧。和奚志波一起受伤的还有他的3名直接下属郭某、金某和蔡某。
　　负责对媒体介绍情况的是奚的搭档、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邢某。邢对《江南都市报》称，13日凌晨1时20分许，奚带领3名特警着便衣前往“五月花”酒吧2楼执行任务，在走廊上遭遇多名酒吧保安和不明身份男子围攻。虽然4名民警表明了身份，但奚还是被对方打昏在地，其他3名特警立刻抬起受伤的奚志波撤退，其间还遭到这伙人酒瓶和干粉灭火器的持续攻击。
　　邢某说，他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带着大批特警赶到现场，此时奚已经被送往医院。奚经由“绿色通道”获得救治。奚志波妻子与10岁的孩子闻讯后已随同警方赶来，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
　　医生发现奚身上多处刀伤，且已因失血过多休克，伤情十分严重。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奚志波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江南都市报》报道，当天上午11时许，南昌市政法委负责人和一副市长来到医院看望受伤民警。不断有警察来到医院慰问，群情激昂，“保安打了公安，太嚣张了”。当地政法系统领导表态说，奚志波等4名民警不仅是公安战线同志学习的榜样，同样也是政法系统同志学习的榜样。
　　当日下午16时许，南昌市公安局长胡焯率领局党委成员来到医院看望受伤民警，并送上慰问金。其间，胡焯对江西媒体称，南昌市公安局已在“五月花”酒吧调查数天，受伤的4名民警正是南昌市公安局派出的精干力量。案发时，4名民警正在酒吧内调查酒吧的涉毒问题，并发现有人吸食毒品。胡表示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至此，奚志波等4名特警因为在一间酒吧内试图抓捕涉毒人员而遭保安刺杀这一结论，由南昌警方正式确立，并被江西大小媒体竞相报道。
　　2007年2月14日，江西省相关领导专程探望奚志波，并送上鲜花。领导叮嘱奚安心养病，并号召广大公安民警学习他的英勇无畏。
　　15日，南昌市东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刺警案圆满告破。当天凌晨4时许，警方在该市星光村一出租房内抓获行凶保安任立群，下午，警方控制了其他13名参与行凶的保安。
　　警察在任立群的出租房内找到一把“张小泉”牌剪刀，剪刀上的血迹经检验和奚志波的血液成份一致。任立群供认，是他用剪刀刺伤了奚志波。
　　奚的下属金某在接受《新法制报》采访时称，“当时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他坚称，当他们走到该酒吧2楼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伙人，里面有几名身着保安服的人，二话没说上来就打。
　　警方描述说，10余名保安将上述4名特警围住殴打，有人用灭火器砸奚志波，有人用扎啤瓶、洋酒瓶砸打其他3名特警。金某强调说，他们亮明了警察身份，但对方还是没停手，“这帮人太猖狂了”。
　　2007年8月22日，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以酒吧17名被告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窝藏罪，移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间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两次。
　　2008年3月7日，某电视台一档法律节目推出对南昌市公安局长胡焯的宣传报道。报道说，奚志波去“五月花”实际上是胡焯的专门安排。
　　报道称，南昌警方一直不懈打击娱乐场所的吸毒行为，但陷于“屡打不绝，屡禁不止”的怪圈，而胡焯不相信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他决心铁腕禁毒。为掌握娱乐场所毒品情况，他决定摸底调查，并把打击重点锁定在毒品问题最为严重的“五月花”酒吧。
　　报道称，胡焯专门选调特警执行前期侦查，以确定“五月花”真正的经营者，其内部是否存在供销毒品网络等信息。奚由此着便装进入“五月花”。
　　胡在报道里说，他只是没有想到“五月花”如此猖狂，竟敢杀伤警察。

    警察醉酒闹事版
　　奚的妻子也曾告诉南昌记者，2007年2月12日上班时奚告诉她晚上要执行任务。奚志波等4名特警是否真如警方和家属所称，进入“五月花”酒吧是在执行某种任务呢？
　　在同事的评价中，奚志波“生活方面严谨”。而在“五月花”酒吧多名工作人员看来，奚志波却是酒吧的熟客，大家都叫他“波波”。
　　目击者称，奚志波并非是在凌晨1时进入酒吧。现场目击者提交给法院、公诉方和被告双方均未有异议的多份证据材料共同描述了一个事发轨迹——2007年2月12日22时许，奚志波的好友陈某等人进入“五月花”2楼4号店“名爵”包厢，陈某和大堂经理毛某打了招呼。陈称奚志波在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一会儿也会过来。
　　很快，奚志波来到酒吧，先碰到前厅经理高某，相互打了招呼。进包厢后，奚志波打了一个电话给毛，说包厢人太多，想再要一个4人的位子。毛某随即把包括奚志波在内的两男两女安排到801号卡座。奚志波要了一瓶洋酒。
　　随后的2个小时里一切看上去都好，直到一名叫“文文”的女子起身去上厕所。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奚志波和该女子一起去女厕，但目击者称，最后他们一起走向女厕。
　　二楼4号店只有一个女厕，酒吧担心客人误入，不得不专门安排一名保安守在通往女厕的走道。27岁的任立群正是这名防止男客进入女厕的保安。
　　卡座服务员周某看见奚志波对任立群大声说话，忙走上前去，发现是任立群在阻止奚志波进入女厕，这导致奚志波的不满。周告诉任立群，奚志波是警察，能算了就算了。任随即转身走开，但奚志波仍然跟上去问这名保安名字。
　　周感觉有点不妙，赶紧去找毛经理处理。奚告诉毛经理说他很生气，这个保安太不给他面子。毛经理坐在奚的身边劝说奚志波不要生气。酒吧经理高某也赶到奚的卡座劝慰他说，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没必要这样。但奚志波称自己一点都不开心。
　　高经理不停地劝慰，奚志波提出要叫保安过来，喝一扎啤酒道歉。高经理担心任立群过来可能会发生冲突，就敷衍说任要上班，不能喝酒，并替任喝了啤酒。
　　高经理看见奚打了一个叫人的电话，猜想可能是叫另外一名经常来喝酒的蔡姓警察，他就打电话过去，果然，该警察说他们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酒吧。高在电话中劝那名警察说，“波波”喝醉了，你们来喝酒就行了，不要惹事。酒吧里另一名叫莲莲的女经理也过来给奚和他的朋友敬酒。
　　高称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就向分管经营的副总江某汇报。江某也担心出事，就交代高再找一名王姓女经理去给奚敬酒，做好安抚工作。并向奚志波赠送了矿泉水、果盘和其他饮料。
　　大约凌晨1时，蔡姓特警等3人到了酒吧，高带着两名女经理又分别给他们敬酒。
　　“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不要招惹警察，安抚他们千万不要闹事，”有知情人称，“但所有的赔礼道歉都压不住奚志波的火气。”
　　几十分钟后，4名警察起身准备离开。高看见他们没有出门，而是向女厕走去。高赶紧跑上去拦住他们劝说，奚志波大叫着让高走开。
　　高经理竭力拦住了金、郭两名特警，还有一名保安扯住了蔡姓特警——他们曾经是战友，所以这名保安和蔡姓警察一直没参与殴斗，蔡某也就没有受伤。
　　多名酒吧工作人员称，奚来到任立群面前，骂他装疯，并打了他两记耳光，又一拳打在任立群右面部。任立群显得很害怕，后退着，奚紧接着揪住任的衣领，用膝盖猛击他的肚子。
　　其他保安赶来劝阻，很多人都认识“波波”，但“奚似乎性情大变，先一拳打在保安管某的右脸上，又打了保安郭某”。
　　被推到一边的毛经理事后在一份陈述里称，她听到有人喊“给我打”，局面顿时混乱起来，几分钟后，保安们迅速离开了走道。
　　几名警察显然不敌10多名保安。
　　高看见奚倒在地上，肚子上流着血，另外两名特警也一脸是血。高和两名女经理手忙脚乱地去拿卫生纸帮助擦血。在一名男迎宾的帮助下，奚志波被抬到一楼。
　　毛经理陪护奚等人到了医院。在毛签字确认的一份材料中，毛说郭姓特警和另外一个人叮嘱她“如果有人问你，你不要乱说话”。
　　因为没有看见哪名保安手里拿了刀，酒吧的人对奚的刀伤感觉迷惑。
　　酒吧里的人说，刺警案发后，酒吧被关掉。酒吧法人代表熊某正在北京回南昌的火车上，听闻该事件后马上返回北京，想找相关部门举报警察酒后滋事。3月18日，熊被南昌警方控制。
　　多少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今年36岁的奚志波是共产党员。退伍一年多后加入南昌市公安局巡警支队，1997年调任特警支队副中队长，2006年转任正职，同年还被提名候选“个人三等功”评选。
　　刺警者任立群小奚8岁，是天津市宝坻区五卜庄人。2004年来到南昌市大宇学院求学，刺警时距离大学毕业只有数月。
　　2008年3月26日，任立群站在被告席上，瘦小、面呈菜色。和他站在一起的是酒吧高管和同事——法人代表熊某被控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其他3名高管被控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和故意伤害罪。其他12名保安中除一人被控涉嫌窝藏罪之外，其余均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

详情请见本刊2008年第11期  总第288期

卷首语                                                     出版日期：2008年4月15日
改革难题与既得利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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